和静钧(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)

　　最近两则新闻，读罢不禁令人掩卷深思：一则是12月24日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的观点，“十二五”时期居民消费率即使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45%，仍低于30年前的“六五”时期；另一则是12月20日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的消息称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贝恩公司近日发布的《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》中得出结论，2012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，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。

　　消费率是衡量国民经济良性与否的重要指标，消费率越高，经济越好，全球平均消费率是60%，中国低至35%的消费率，仅只有最不发达或欠发达经济体才能比肩。然而，反观同样是消费的奢侈品，一直是由人均国民收入4万美元以上的美国、日本或欧盟独占鳌头的奢侈品消费市场，却让人均国民收入不及别人1/10的中国轻松超越，这究竟是喜还是悲？

　　数据表明，中国在1981年消费率一度攀升到51%水平，之后就一直处于连续下降之势，2008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为35.3%。消费增长赶不上GDP增长速度，追不上CPI，更追不上不列入CPI但又处于市民生活中最重要元素的房价增速。居民消费率在连续低开低走，而奢侈品消费却连续高开高走，并跃升为“世界第一”，这充分表明了庞大的中低收入阶层低于“零消费”的冰冻状态，而少数的高收入阶层(其中也有不乏公款消费者)不仅包揽了居民消费率中的实体数据，而且在消费的档次上跻身于最发达国家之列，并把大部分奢侈品消费“贡献”于海外。贝恩公司的数据表明，中国消费者60%的奢侈品是在境外购买的。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初即“六五”期间的相对高居民消费率，是由当初推动改革开放释放巨大生产力的原因促成，大部分国人收入快速增长，当时居民的“基尼系数”处于绝对低的水平，贫富差距不明显，原有的社会福利体系依然还在。这也提示了我们如何扭转居民消费率低走的思路：消费率低，是改革成果尚未完全惠及广大人民的反映；福利体系不完善和不公平，就不足以打破居民储蓄总额畸高的现象；国民总收入中反馈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提高，国民消费欲望就不会拉升；国民收入分配方案不公平，贫富差距只会促使社会消费阶层撕裂。

　　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，中国已经进入了中等偏高收入的国家行列，所谓的“中等收入陷阱”也越来越需警惕。世行今年2月在北京发布的《2030年的中国：建设现代、和谐、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》的报告中提出，假如中国不改变发展模式并反思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，增长引擎就有可能在今后几十年里受到阻碍，就可能落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全球经验表明，掉入陷阱一直无法跨入高等收入国家的拉美国家，都是贫富分化严重及居民消费偏低的国家。

　　所以，面对两张截然不同的“成绩单”，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并有马上采取行动的果决。近年来，长达30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某些方面呈现了令人欣喜的一面，如继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之后，又成为全球贸易大国，并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这说明我们在应对问题上有足够的智慧与办法。因此，在对应于“低居民消费率国家”之上所增加的“奢侈品大国”头衔，我们也应该有充分的对策。

(原标题：当消费率低迷遭遇奢侈品消费NO.1)